汐迴

該文日文原載《中日文化》日文版創刊號。正禾（汪馥泉）譯中文版，載《新中国報》副刊《學藝》第131期，1941年4月25日，第6版。

以下轉录自1941年《青年良友》雜誌

较网传版本文字有增补校正

献给一八四零以来第四个庚子年新春

好好活着，愿我们都能拥有更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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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的回憶

汪兆銘

按：汪精衛先生在《中日文化》日文版創刊號發表《正月的回憶》一文，從年青時故鄉的正月寫起，一直寫到河內的正月。文章雄偉而秀麗，正如汪先生之為政治家而同時又是詩人兼書家。這篇文章，不特是一篇名文，且是寶貴的史料。

一、故鄉的正月

一到正月，我便回憶起在可愛的故鄉過去了的幼年時代的事。我是生在廣東番禺的，我父親是生在浙江山陰的。因為職務的關係，遷居廣東，當時跟隨着父親到廣東的，只有母親，和十弟兄中最小的我。因此，我一直到父母逝世為止，總依依膝下，為父母所寵愛。

但是，家庭教育，是很嚴格的，以勤學聞名的父親，當我每晚從書塾中歸家，總教溫課誦詩，父親為了我的教育，費了極大的力，這樣的家庭中的學課，一直繼續到父親以七十四的高齡長逝的前夕為止。

母親，是先于父親一年，當我十三歲的時候逝世的。母親雞鳴即起，奉侍年老的父親，養育弱小的子女，關于家事，甚至于米鹽之細，也是不忽略的，做着家庭的人生活，做着家庭的人終世的母親，她的四十四年的生涯，是辛苦與犧牲的生涯，小孩的我，是不知道母親的辛苦的，肚子餓了便吃點心；飽了，便到外邊遊玩；在正月裏，和遇到佳節，便和鄰近的小孩遊玩。到後來追想，大概是因為想念遠離的子女吧，母親眼眶中，常有淚痕。從衣箱中取出衣服來，喊傭人換取錢的母親的姿態，在小孩的心中，也還有着恍惚的記憶。但是，那個時候的我，不懂得母親為什麼一個人沉着臉而歎息的。

我在母親逝世後六年，便離開祖國，經過了十年，才返回故鄉，回到了可愛的故鄉，探求逝世了的父親與母親的遺物。只找到了父親的兩三封信扎，至于可以回憶母親的，却一件也找不到。

後來，我囑溫幼菊氏畫了一幅《秋庭晨課圖》，這是想把幼年時對于母親的回憶，留在畫圖中，這是清明的秋日的早晨，九歲的我，在芙蓉怒放的中庭，在母親旁邊溫課的圖。前年年末，南京陷落之前，到漢口去的時候，頗為忽促，幾乎什麼也沒有帶，只這一幅《秋庭晨課圖》，是很小心的帶着的。

二、日本的正月

一九○五年（明治三十八年）的正月，是我離開了故國，第一次迎接的正月，當時的我，還是二十一歲的青年。上一年的秋天，作為廣東省政府的官費留學生，到了日本，進了法政大學。一九〇五年的正月，在我，印象特別深刻，這有兩個理由。第一是，我離了故國第一次在異國碰到的正月。第二是，那個時候，正是日俄戰爭很激烈的時期，日本的國內，完全包在戰爭的雰囲気（氛圍）中。

尤其是從歲暮到正月，日本的關心集中于旅順的攻擊。全國國民期待着還是今天陷落，還是明天陷落，街頭巷尾，在談論着乃木大將將于元旦攻陷旅順，自天皇為始，全國國民期待着，于是用了全力進攻旅順，這種日本國民熱烈的愛國心，深深的燃燒了年青的我的心曲。在學校裏，即令正在上課，一聽到窗外賣號外的鈴聲，教授便中止了講解，叫買號外。

在當時的法政大學，有為我們中國留學生特設的由翻譯者轉授的班級，所以，我雖則不會講日本話，但講義是完全懂的。又書籍，也大多是文語體的，所以，只要練習一個月，已能懂得大概的意思，對于研究並沒有障礙。這個時候，我住的地方，是神田叫作青水館的寄宿舍，街道的名稱，已記不清楚了，想，大概是神保町那邊吧。

當時的我，頗為用功，所以，除了在教室中授業的梅謙次郎博士及其他幾位教授之外，沒有接受薰陶的機會。這個時候，對我影響最大的，日本的偉人，是西鄉南洲與勝海舟的兩個人。我以為：沒有這兩個人，江戶事件的解決是不消說，明治維新也不會有那樣好的成就。我每一次到神田一帶的書店裏去的時候，總不忘記搜集與這兩個偉人有關係的著作。星期日到上野公園去，總儘眺望着西鄉的銅像。當我們從事革命運動的時候，康有為與梁啟超拼命反對，說，革命運動，只弄成國內分裂，結果，是促進了列強的分裂中國，但是，我研究明治維新時代的情形，研究西鄉、勝兩偉人的事蹟，決沒有那樣的憂慮。

現在回想當時的正月，我的腦海中，浮起了另一個感覺，日俄戰爭，離開甲午中日戰爭，只有十年；但日俄戰爭爆發的時候，中國青年所期望的，是日本的勝利。在十年之間，中日間感情的對立，已經清算了。我留學日本時，在東京的中國人，在一萬以上，個個人都衷心的支持日本。看到現在的情形，也有人說，中日兩國是不能衷心的和睦的；我，便想起了從前在東京過的日俄戰爭的事。只要看處理的方法如何，國與國之間的怨恨，不是不能解消的。

在一九○五年這一年，在我，有一件不能忘却的事。便是，在這一年，我第一次會見了孫中山先生。地點是神田的錦輝館。在演講會的席上，時日已記不清楚，孫中山先生是穿着白色的衣服，所以，應該是夏天。

在中國人的我，以為日本的正月，有種種的禮儀，比諸繁瑣的中國的正月，來得恬談，有輕清的樂趣。

三、北京的正月

其次，來講在北京的監獄中所過的正月的故事。一九一〇年，我在北京，企圖暗殺當時的攝政王，未成，被拘禁獄中。一九一一年的正月，在北京的鐵窗下過的，當時，北京的監獄，正在改善囚犯待遇後不久，比諸以前，要人道的多了。但是，我的腳還是上了鐐銬。每天的三餐，叫是叫作老米，已很陳，脂肪質等早已失去了的帶黃色的糙米飯一碗、咸蘿蔔一碟、湯一杯，每五天吃一次豆腐。但這比諸過去，已好得多了。但當時的我，是血氣方剛的青年，始終鬧肚餓荒。吃肉，是一年三次，端午，中秋及元旦。尤其是元旦，每個人給一斤肉。在獄中過去的這一年的正月，忘却一切，貪婪的吃肉。

暗殺攝政王計劃的同伴，是叫喻培倫（號雲紀）的，千葉醫專出身的醫生。在我們之間，有點化學知識的，只有他一個人，所以，由他担任製造炸彈，他後來被捕處刑。（死于黃花崗之役）

救我命的是肅親王，肅親王為使我拋棄革命的決心，用盡了種種的方法。曾經有一次，把我帶到法場上，逼迫我變更革命的決心。他常常到監獄中來，與我談論天下大事，談論詩歌。我的能免一死，也許是有一種政治的作用的；但是，我每回憶到這個時候的事，總想到這位清朝末期的偉大的政治家。

四、歐洲的正月

我在歐洲，過了好幾次的正月。但是，沒有給與很深刻的印象的正月。而且，我到歐洲去，常常因為故國政局的變化而中斷的。大體上來講，在西洋，正月沒有給與我多大的印象。倒是聖誕節的印象，來得較深刻。這也只是聖誕節及其前夜，寺院中的鐘聲，惹起了我的感興。當真的講起來，我的心情，對于西洋的大寺院，是很不適合的，（西洋人聽了，也許會發怒）。因為，我一走進西洋教會的建築物中，便想到小時候每逢正月總要去的故鄉的城隍廟，在城隍廟中，有着地獄的摹構，正中是十殿閻王威風凜凜，大大小小的紅鬼青鬼、牛頭馬面等怪物，將死亡者逼到火山上去、針山上去。在小孩，這些東西，是很可怕的，回到家中，夢裏也會再現的。這幼年時代的印象，還存在腦子裏，所以，我到西洋去，看到大寺院，便會聯想到幼年時代的故鄉看到的地獄，所以，毫無興味。

五、南京的正月（一）

在中國銘感特深的正月，是一九一二年的正月。上一年年末，舊曆十一月二十五日，孫中山先生到上海，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從這一年起，中國廢止過去的陰曆，採用陽曆。

在這個正月裏，孫中山先生參拜明孝陵。對于孫先生的參拜明孝陵，無政府主義者的吳稚暉、李石曾等，大加攻擊。他們的論旨是：主張民權的孫先生，為什麼參拜舊時代君主的陵墓。我自己，對于先生的參拜，並不反對，但吳與李的議論也別有見解，很有趣味。可不久，我便感到，為他們的議論所動心，是不行的。孫先生的參拜孝陵，從民族的見地來看，是很有意義的。他們是站在無政府主義思想的立場上來反對的。我是不會對他們共鳴的。

這個時候的事情，還有一件，是不能忘却的。那便是孫中山先生就職的宣言。這是我起草的。先生對于我所寫的，一個字也沒有改，照所草發表，這在當時年青的我，感到一種意外的喜悅。在這宣言中，有“臨時政府成立後，當盡文明國應盡之義務，以期享文明國應享之權利”的一句。這，實在講，是藉用了我在法政大學肄業時，山田三良先生講國際私法時所講的“諸位常常在喊撤廢治外法權，廢領事裁判。但在向列強要求之前，先得盡作國家社會的一員的義務”的。

回憶當時，我在那個時候，考慮過下述的一回事。一九一二年，即民國元年，一月一日孫中山先生就任臨時大總統的時候，宋教仁等大為反對。其理由是：現在孫先生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那末，恐怕在北方，以袁世凱為中心，將計劃反對宣統退位。但是，在實際上，却正相反，在南京孫先生表示了堅決的態度，結果，促進了北京的工作的貫澈。促進了袁世凱的決心。孫先生一到宣統退位，便于二月十二日發表《通告辭職舉袁電》。于是，袁世凱被選為中華民國大總統，于三月就任。

現在關于新政府問題，也聽到類似的議論。就是，有人說，現在如其組織政府，那末，重慶將逼處一角，便完全失去了和平的機會。但是，我却不這麼想。反而，新政府一組織，將促進重慶的和平決心。回想民國元年的事，我是這樣想的。

六、南京的正月（二）

民國二十二年、二十四年，我在南京過正月。這個時候，正是國民政府的新生活運動最高潮時期，警察對于廢止舊曆正月，大費周章。在一般民眾，舊曆正月是一年一度的大事，是特別快樂的節日，警察的取締，我以為實太過份。我勸告警察當局及市府當局，緩和其取締，但無效。我覺得在南京過舊曆正月沒有趣味，想到上海去過，但因為不方便，沒有去。但是在南京，總不感趣味，便到鄰近的湯山溫泉去。在一家鄉下人家的門口，貼着這樣的書聯：

打倒帝國主義

實行新生活運

用紅紙頭貼着這樣春聯的人，是以為這是祝賀正月文句而寫了的；這文句，是由黨部發出的新生活運動的宣傳標語。原本是“打倒帝國主義”，與“實行新生活運動”的標語，但是，一句是六個字，一句是七個字，是參差不齊的，做書聯是不行的，于是，就把七個字的一句，隨便勾去了押末的一個字。 

“義”與“運”，平仄也不調，這完全是隨便亂弄的，二句都是六個字便行了，這裏顯示了言語中斷的諷刺，我看了，忍不住一笑。

七、漢口的正月（民國二十七年）

民國二十七、二十八年，即大前年與前年的正月，是在我的一生中有着深刻的意義的正月。

二十七年的正月，是在南京陷落後不久，我在漢口。上一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正好得到日本廣田外相對于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的和平條件的第二次回答。張群、王寵惠、孔祥熙和我，以這回答為中心，互相討論的結果，得到應該接受這個條件的結論，便將這結論報告蔣委員長，蔣委員長也似窮于回答。結果，因為問題重大，決定等待白崇禧、李宗仁、閻錫山到來，正式討論。後來，李宗仁沒有參加，從十二月三十日到翌年元旦，凡三日，舉行國防最高會議，商討和戰問題。至大除夕，決定接受陶德曼大使的和平提議，並決定蔣○○辭行政院長職，孔祥熙代理院長，張群任副院長，蔣○○自動辭去行政院長職，以避媾和責任。

二十七年的元旦，從早上起，大家圍繞着蔣委員長，整一天暢談各種問題，一直到日暮。照往年，這一天，政府當局者大家賀年，參拜中山陵；這一年，南京已陷落，中山陵已為日軍佔領，有着一種說不出的暗澹的心情。

孔與張，這一天正式就職。二日，白崇禧與閻錫山，離漢口，赴前線。四日，蔣○○去開封方面。留在武漢的孔祥熙與張群，擔負了和平的全責。但是，從前後左右，發生了許多麻煩，在徒費時日之間，日本已不能等待，便發表了一月十六日的聲明。于是，一切全歸泡影。

現在，蔣○○對于我的和平運動，大事非難；但在我，這種非難，全然不能折服。因為和平方針，是二十六年大除夕的國防最高會議正式決定的，從二十七年元旦，應該實行了。關于這件事，已說明過好幾次，已是天下周知的事，所以不必再述說了。

八、河內的正月（民國二十八年）

回憶在前年河內過的正月，實感慨無量。

我于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飛離重慶，于二十九日，發表第一次通電。特地到河內去發表通電的理由是，因為在重慶，要發表白己的意見，到底是不可能的。

照蔣○○平常手法，我發表了這樣的通電，表示了態度，一定用恐怖手段對付的，這是我所深知的。但是在二十二日，近衛聲明發表了。在我，不能再空費這以上的時間了，同志周佛海、陳公博、陶希聖、梅思平等，為了發表第一次通電，到香港去了；在河內，只有我夫婦，曾仲鳴，與二三秘書。我們，在那個時候，絕無護身的武器。我們並未為危險所包圍，因此，不能要求越南當局保護；而且，一受了保護，與同志的連絡上，頗不方便，所以，越南當局雖則提出保護，但我們拒絕了。但是頓在河內的市內，是危險的，所以遷居市外山上叫作“唐泰烏”的避暑地的旅館中。是冬天，所以除了我們之外，沒有別的人。在寺院似的大旅館一室中，我們四五個人，在緊張中但却靜悄悄的，迎接和平運動開始後第一個新年。元旦晚上，我得到情報，知道重慶方面在策劃剝奪我和同志的國民黨黨籍。

對于這個情況我與曾仲鳴俱頗黯然，這一晚，大家都沉思了一晚。才脫離重慶的我們，便反對重慶，于情有所不忍。一方面，在當時，日本方面的意見，我們也不明白。近衛聲明，是原則的，日本方面，在具體上將如何，完全不明了。于是，我們決定，暫守沉默，靜觀事態。

我們打算，把一個正月，在靜寂的山上的旅館中，翻閱書籍，耽于過去的回憶及思索，來度過去。但是，一月十七日，發生了同志之一的林柏生，在香港為暴徒襲擊受重傷的事件，空氣緊張了起來。是一月二十八日吧，得到緊急情報，說有十幾個怪人，從山下向“唐泰烏”來，我便下了山。當他們到達旅館的時候，我已經走脫。從這個時候起，我在河內另外借了一幢房子。

當時，越南當局提出保衛我的住所，但是我拒絕了，只是在我住所附近，站一個警官。住所，全然沒有防衛設備。三月二十一日，同志曾仲鳴為重慶的暴徒所殺害，便在這住所中。發生了這件事情之後，越南警察當局，完全的包圍了我的住所，以為戒備。蔣○○深知我的脾氣，但他一再非難，說我不知道他的脾氣。脫離重慶之後，我沒有立刻積極的行動，這在同志之間，有相當的批判。曾經有人批判說，萬一我在“唐泰烏”為重慶的暴徒傷害，和平運動不將全歸泡影嗎。但是，正直的講我心情，對于才脫離的重慶，立刻轉向，向打倒重慶的路上邁進，這在我的心情，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的。有人說，這種感傷，只是婦人女子之仁。

我自己也以為，非虛心袒腹的批判自己不可，但是，在實踐自己的信念的途中，時常陷于孤獨中，這也是不得已的事。我，心中絕無所悔。脫離了重慶，在河內過的這孤獨的正月，這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却的。尤其是，現在在南京，把握着新的希望，迎接正月的時候，回想當時，實感慨無量。

（1941年初）